炎兴七年初，在输掉骆谷合战的情况下，蜀军遭遇刘表入寇巴东，致使刘范不得不回军巴蜀，巩固根本。但如此以来，一个战略问题就摆在了刘范面前：蜀军退出骆谷后，就彻底丧失了对关陇地区的影响力，进而使司隶府轻易稳定局势，将北面的陈仓、骆谷诸道封死。而在骆谷一役，也证明了蜀人战力不若西人，蜀朝想再向北取得战略突破，实质上已无可能。

　　故而刘范不得不在汉中一带采取战略守势，而将战略重心放在南方。在刘焉去世之后，他明面上南征诸蛮，治理民政，与荆州刘表交好和平，暗地里却在江阳、江州一带建造楼船，操练水师，又收买建平、天门诸将，积蓄十载，谋定后动，方才有在炎兴十六年的席卷荆州。

　　但长久以来，刘范并不能满足于经略江汉。从史书上来看，自古以来，能够成就统一大业的君主，不是占据富庶的河、洛地区，就是借助关陇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。而在南方经营，即使一统荆、扬，恐怕也难以与东西两朝的铁骑争锋。更何况下游的孙策也是一时雄杰，双方于云梦对垒，胜负当在两可之间。

　　故而这几年内，刘范仍多次向北方试探，联络陇坂、岷山之间的白马羌、参狼羌等羌氐，试图从凉州寻找陈冲的破绽。然而结果令人失望，初时羌乱虽有反复，但随着陈冲于炎兴八年亲自平羌，关羽于炎兴十一年复通西域，陇右各地也基本向西朝归心。

　　就在北方的局势已看似完全陷入僵局，诸将都赞同东南战略的时候，随刘范入蜀的御史大夫董昭仍坚持出兵关陇。他上书说，国家虽已定下“地跨荆益、渔利河洛”的计划，但天下险要仍在关陇，“关中四塞，民悍人朴，乃霸业用武之地”，而天子又仍在长安，所谓“齐桓尊王以图霸，项籍弑帝而丧予”，所以绝不能放弃北伐。至于如何用兵，董昭也想了一个法子。他声称江汉战略不可偏废，可以先以少量兵力羊攻宛洛，吸引西朝重兵，然后再用主力再次翻阅秦岭，兵出郿县，他在长安城中颇有故交，可以作为内应，必能攻下西京。到那时，蜀军“克复旧都，建举大义，困贼于丹、沔之间，示天下形势。则司隶之士，久渴甘霖，莫不应声而从，弃桀纣之暗，投汤武之明。以顺克逆，天下何愁不大定也！”

　　刘范看到这份上书后，初时哭笑不得。董昭虽懂政治，但在军略上不过赵括、晁错之流，宛洛地势开阔，如何令蜀军在缺少战马的情况下，吸引西朝的重兵来攻呢？而司隶府在陈仓、骆谷两道中设有关卡，如何带领大队兵马顺利进入渭南，又是一个大问题。而最后将攻城的希望寄托在长安的内应上，更是一步险棋，一旦失败，就将不得不顿兵于坚城之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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